下面先简要叙述一下巴黎公社和苏维埃的权力配置，然后重点讨论一下我国政权建制的特点，以期对议行合一原则的理解提供必要的背景。
最高人民法院遴选委员会强调实质审议，遴选委员会享有充分的审议权，审议过程中，委员们对候选人的入额资格、办案绩效、测评考核等情况如果存在疑问的，随时可以要求遴选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作出说明，表决时不划定差额比例或指标，更不指定淘汰人选，由委员们根据审议情况自主决定差额人选，并当场宣布表决结果。毕竟，在地方上最早成立司法官遴选委员会并开展司法官遴选改革的就是上海。
造成此等状况的一个很大的可能是，作为后来者的福建、广东、湖南、浙江借鉴甚至照搬了上海的模式。如果出现了差额、有被推荐人选被遴选委员会淘汰，那这种彰显遴选委员会实质功能的事情，记者不可能隐藏不报道。[16] 有人认为司法官遴选委员会的遴选结果是一种建议结果，而不是最终具备法律效力的结果，参见前引〔1〕，李鑫文。因为等额推荐就意味着司法官遴选委员会的遴选只是一道形式程序，它并没有在这个遴选过程中淘汰某些不合格候选人的权力。上述红头文件均设置了法官遴选工作办公室和检察官遴选工作办公室，承担司法官遴选的日常工作。
既然河南省的司法官遴选委员会只能等额遴选，没有淘汰建议人选的权力，那此等遴选委员会的遴选运行机制不管如何完美，都只是个聊胜于无的道具摆设。而假如每年司法官遴选委员会分两次开展遴选工作，那一次只要一天的面试时间就足以应付。(五)退出程序的完善 考虑到社会保障政策所依赖的财政资源是种公共资源，因此，社会保障政策执行中会构建退出制度，也应当有退出程序的制度安排。
[4]参见[日]大桥洋一：《行政法学的结构性变革》，吕艳滨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0页。如我国《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649号)中规定的一般程序为：申请——调查——审批——公示——后续监督，而各地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会有所扩展或加以进一步具体化。第4条规定：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有关社会救助的申请受理、调查审核，具体工作由社会救助经办机构或者经办人员承担。第3款规定：在就业年龄内有劳动能力但尚未就业的城市居民，在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期间，应当参加其所在的居民委员会组织的公益性社区服务劳动。
除此之外，如上文所述，由于社会保障政策涉及到诸多层面上的组织，从中央到地方，一直到社会保障政策执行中的诸多经办机构，这便需要加强这些机构之间的信息流通。(三)满足特定社会群体的需求 社会保障政策的目标之一也包括满足特定社会群体的需求。
例如，在我国农村地区的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执行中，普遍存在着一种带有人情色彩的选择程序，以拆迁补偿协议签订换低保[29]、或以不发放低保金作为一种反向的限制条件来制约领受者的其他行为[30]，这些现象时常存在。第10条第1款规定：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情况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通过居民委员会告知管理审批机关，办理停发、减发或者增发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手续。(一)宪法上物质帮助权以及其他相关权益的实现 《宪法》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28][美]盖依.彼德斯、B. Guy Peters:《美国的公共政策——承诺与执行》，顾丽梅、姚建华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9页。
另一方面，也要避免西方福利国家所出现的福利病。不幸的是组织，尤其是公共组织一直面临着不正确的信息或堵塞的信息。当然，这并非表明传统的说明理由、信息公开等不需要强调，只是相对而言，这些程序样态更需要加以注意。基于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基础的福利制度，公众福利提升的水平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水平正相关，公民可以分享改革的红利。
而实践中，经办机构又是一个常常会设定的主体，社会基层且受案范围最大的往往是各类经办机构，包括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社会救助经办机构、新农合保险经办机构等类型。村农村低保民主评议小组一般由村支两委组成人员、村民小组组长、村民代表等组成。
二、社会保障政策执行程序的特性 社会保障政策执行手段有很多，包括契约、协商、命令等。资格的确定，其本身具有实体意义。
[12]参见《珠海市社会保险反欺诈办法》(珠海市人民政府令第51号)。社会保障政策的核心目标包括宪法上的物质帮助权及其他相关权益的实现、基于共享而产生的资源公平分配以及满足特定社会群体的需求。[28]良好的信息沟通是程序得以顺畅进行的必要前提条件之一。这些多少有些矛盾的价值耦合于社会保障政策执行程序的设计上，会发生各种冲突例如童之伟教授就明确指出，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人民代表机关地位至高无上。[22] 彭真说：在中央，国家主席、国务院、中央军委主席、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都由全国人大产生，各有分工，各司其职，都对全国人大和它的常委会负责，受其监督。
[84]从这个角度说，虽然议行合一存在名实不符或者易于误解的缺陷，但因为它致力于对国家权力横向配置的描述，而不及于国家权力的其他方面，因此就更称得上是一个更精细而有描述力的理论建构。吴家麟主编：《宪法学》（修订本），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116页。
[28] 同注25，董必武书，第247页。张友渔：《宪政论丛》下册，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425页。
[90] 萨孟武曾论及有必要令议员兼任执行之责：起草议案者不负执行之责，难免好高骛远，而执行者因为议案不是自己起草，又将阳奉阴违，敷衍了事。尤其是随着欧洲国家政党政治的发展，议员都是某个政党的成员，而内阁总理/首相却是政党的领袖，能以政党纪律约束本党议员，内阁提出的政策，本党议员断不会在议会提出反对。
实际上，巴黎公社体制的特质，并不在于立法与行政职能在议员身上的结合，而在于它对代议机关优越地位的强调以及对分权原则的否定。下来本文将首先阐述议行合一原则的缘起，并将重点论述议行合一与分权原则的区分，以及这个原则背后的政治理论，并尝试从法学理论建构的角度讨论一下议行合一与民主集中制的对比。在欧洲议会制发展的早期，议员被认为只是选区的代表，议员须遵守选区向其发出的训令（imperative mandate）。[83] [英]拉斯基：《美国总统制》，何子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9页。
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对公社的罢免制度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这是无产阶级政权之不同于资本主义议会制的重要特点。这样既有集中，又有民主。
[79] 由此看来，修宪者的确将代议机关与其他机关的关系放在民主集中制的概念之下，宪法学理论将这种关系建构为民主集中制也就有它的优势和长处。巴黎公社的特点，就在于作为代议机关的公社又成为最高的权力机关，而且是实权机关，公社不再附属于行政部门，相反行政部门却由公社组织设立，对公社负责，且随时可以由公社撤换。
这些正是我国国家权力配置体系的特质之所在。[92] 参见林立：《法学方法论与德沃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6页。
[64]对巴黎公社而言，公社的优越地位和罢免制度是相辅相成的，罢免制度因此也是巴黎公社组织体系的必要构成部分。[7] 例如许崇德教授主编的《中国宪法》2010年修订第4版仍将议行合一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原则。不过这种思路却不符合我国权力机关地位优越的宪法原理，因此未被修宪者最终接受。我国建国初期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也是如此。
参见林彦：国家权力的横向配置结构，《法学家》2018年第5期，第30页。如果说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实行的是议行合一的原则，就不能说八二宪法明确否定了议行合一。
这些建构出来的理论，都服务于对宪法第3条的解释，但它们都比民主集中制要更加具体，从而能够胜任于对宪法第3条的描述和概观。只要明确这个事实，就可知议行合一实际上并不否定国家权力的适当分工，八二宪法有权力分工并不能作为否定议行合一原则的理由。
董必武还说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提出，正是针对着旧民主主义三权分立的原则。在美国宪法上，总统对立法的有限否决权蕴涵着典型的分权制衡思想。